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 ，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 。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 ，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 ，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 是市民身份认同 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 。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 ，比较典型 的 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 ，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 的双重角色 ，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 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 ，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 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 。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 ，前者指不受军队 的掠夺 、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 ，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 ，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 。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 。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 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 的纽带 。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 、图卢兹等城市 是典型代表 。

　　需要指出的 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 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 。以巴黎为例 ，街区是正式 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 ，行会和堂区 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 ，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 的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 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 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 。城市居民共同 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 ，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 ，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 ，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 ，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 ，行会成员对于行会 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 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 的法国城市中 ，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 。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 、并为成员提供保护 的组织 ，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 ，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 的诉求 。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 ，这 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 。到18世纪 ，随着法国民众信仰 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 ，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 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 。相较而言 ，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 ，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 。其次，街区 的设置更加灵活 ，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 的扩张，增设街区 ，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 。最后 ，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 、职业不同的市民 ，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 、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 。作为首都，巴黎市民 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 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 、大学等机构 。两座城市 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 。这种基层制度 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 的历史背景 ，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 的差异 ，巴黎和图卢兹 的市政街区在数量 、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 ，但基层治理 的理念和实践却 是一致的 。街区 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 、十户区等次一级 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 、十户长负责管理 。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 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 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 ，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 ，街区实际上集社区 、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 ，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 的监督和制约 ，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 的稳定 。

　　然而，市政街区 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 ，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 是有产者 的自治 。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 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 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 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 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 、穷人 、打零工者 、流民 、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 ，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 ，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 的参政权 。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 的上升空间 ，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 ，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 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 ，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 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 ，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 ，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 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 、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 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 的威胁 ，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 ；同一时期 ，图卢兹十户长 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 ，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 ，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 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 、开放性 、包容性 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中国跆拳道队：压力中求变******

　　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跆拳道队仅获得一枚铜牌 ，经历了无比苦涩 的艰难时刻 。

　　刚刚过去 的2022年 ，中国跆拳道队在压力下求变、在低谷中奋起，全年在国际赛事中收获36枚金牌 、27枚银牌、33枚铜牌 ，一批优秀的新生代队员在大赛中崭露头角。

　　面对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跆拳道队正争分夺秒 、马不停蹄地备战集训。

　　去年成绩达预期

　　“跆拳道这个项目有其特殊性，上一届奥运会刚结束，下一个奥运周期 的积分赛马上开始 。”中国跆拳道协会主席 、国家跆拳道队主教练管健民说。东京奥运会激发了整个国家队 的决心，一定要在国际大赛中证明自己 。

　　自去年5月以来 ，中国跆拳道队总共参加了10余站国际赛事，包括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总决赛 、世锦赛及亚锦赛等重磅赛事 。去年12月，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大奖赛总决赛上 ，中国选手骆宗诗和张梦宇获得1金1银 。2022年，中国队共收获36枚金牌27枚银牌33枚铜牌 。

　　“总体来看，国家队完成了赛前 的既定目标。”管健民说 ，“很多年轻运动员顺利融入国家队 ，每个级别都有运动员战胜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等高手，实现了新突破，积累了比赛经验，增强了信心。”

　　在管健民看来，刻苦训练取得了理想效果 ，这 是队员在2022赛季国际赛场上成绩优异 的重要原因。

　　一系列佳绩中，骆宗诗表现突出 。从东京奥运周期到巴黎奥运周期 ，她从昔日 的陪练逐渐成长为跆拳道队的“领头雁”。24岁的她在过去一个赛季所参加 的10站比赛中全部夺冠。在2023年最新一期 的奥运积分排名中，骆宗诗在女子57公斤以下级高居榜首。

　　“这些成绩让我获得了很多奥运积分，这些比赛让我进一步增强了信心 ，使我在赛场上更自信 、从容 。”骆宗诗说。

　　年轻球员露头角

　　在骆宗诗看来 ，自己取胜 的关键在于发挥了技术优势，而这也 是国家队在接下来 的训练中着重努力 的方向 。

　　1月10日 ，2023年第一期国家跆拳道队集训在山西体育中心开始。参加集训 的38名运动员之中 ，梁育帅、郭清等不久前也在世锦赛中登上了领奖台 。

　　巴黎奥运会临近，今年 的集训对备战奥运新周期至关重要 。“集训将狠抓细节 ，第一是强化体能 ，第二是强化运动员 的特长，第三 是提升运动员的优势技术。”管健民介绍了今年集训 的3个重点 。

　　管健民介绍，目前国家队很多队员都是00后，“年轻选手有拼劲儿 ，但比赛中需要发挥优势技术 ，具备有效得分点 。因此培养队员学会运用所擅长的得分技术十分重要。”

　　骆宗诗 、梁育帅等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角 ，他们已经成为其他对手研究 的目标，在今后 的比赛中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力，督促自己不断刻苦训练 、取得进步。”骆宗诗说 。

　　管健民说 ：“新的一年 ，希望队员从心理素质到适应赛场环境，再到运用技术控制对手等方面都取得大的提升。”

　　全力以赴争“门票”

　　根据巴黎奥运会跆拳道项目的参赛资格获取规则，8个级别中每个级别 的奥运积分前5名将为各自国家(地区)奥委会获得1个参赛席位。目前，除了骆宗诗在女子57公斤以下级中具有较大优势外 ，中国队选手当中只有男子58公斤以下级的梁育帅和女子49公斤以下级的郭清位列前10 。

　　管健民表示，进入巴黎奥运周期 ，年轻队员需要从零开始追赶其他国家(地区)奥委会运动员 的奥运积分，刚开始的差距会比较大，“因此对年轻队员来说 ，更需要争分夺秒。”

　　可喜的是 ，在2022年 的比赛中 ，一些国家队队员已经在各自级别中迎头赶上，张梦宇、左菊 、孟明宽 、宋兆祥等目前都已达到前20名左右 的位置。能否在积分榜上更进一步，取决于他们在2023赛季 的发挥 。

　　管健民列出了今年国家队即将参加的重点赛事 ，除3站世界跆拳道大奖赛分站赛和1站总决赛外，世锦赛还将于5月底到6月初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比赛将产生大量 的奥运积分 。此外 ，今年还将有两站世界跆拳道大满贯赛事在江苏无锡进行 ，大满贯赛事总成绩第一名同样可以获得1张巴黎奥运会 的入场券。因此 ，2023年共有7场重要赛事等待国家跆拳道队队员发起冲击 。

　　“留给我们 的时间很短，希望在2023年更上一层楼，中国跆拳道队会全力以赴 。”管健民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1月18日第09版